儒釋道文化

西方學者評出“東方三大聖人”，第一是老子，第二是孔子，第三是六祖慧能，正好代表了中國三教：以孔子爲代表的儒教，以老子爲代表的道教，以禪宗六祖慧能爲代表的中國佛教。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人生意向，都牢牢指向入世。入世這個概念，把中國人的價值目標、人倫關係，都奠定于現世的基礎上。中國文化有儒家、道家、佛家，三大文化體系。

作爲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它講究明知不可爲而爲之，以入世作爲實踐儒家理想的唯一手段，以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終極目標。

而道家主張隱世與避世，但這個隱世和避世的目的，卻是爲了更成功的入世。其根本精神是，無爲而無不爲。是以避世的方法入世。

佛家是主張出世的，但是佛家的出世，其實質並不是要走出這個世界，而是要擺脫塵世，以及自身情欲的困擾。其目的還是要達到人生的永恒。

總之，中國文化形成的是一個儒釋道三位一體的精神結構。這個精神結構的最大特點就是自給自足。它和中國傳統社會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是相適應的。所以，中國人往往得意的時候是個儒家，失意的時候是個道家，到了絕望的時候就是個佛家。但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都能找到一個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這正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所在。

儒釋道-定義
      

儒釋道文化代表

儒：就是孔教，儒家文化。
釋：就是佛教，釋家文化 。
道：就是道教，道家文化 。

中國古代封建主義社會的三種最流行的文化。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唐。三教講論，雖肇始于北周武帝時，然直至唐代始以儒、佛、道三教名流論難爲風尚，並漸由論難而趨於融彙調和。

儒教最主要的是一個字：“倫”，也就是倫常。封建社會由於人們所處社會地位和階級的不同，每個人都應各安其位。儒家認爲天下一盤棋，上天把你擺放在哪里，賦予你什麽權力、職責、義務，那麽你就遵守履行屬於你的責權義，你就要樂天知命，這其實就是最早的“螺絲釘理論”。

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煉的“命”―――是意義完整的作爲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機器，有這樣的“命”或人生，你這個人才算是活得有價值，你要修一個好的人生，快樂的人生，健康的人生，那才過得有價值。老子的《道德經》雖然只有五千言，但是他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哲學家。《道德經》的每一句話都是“蜂王漿”。老子可能三五個字就夠我們用一輩子。現在大家引用最多的“大智若愚”，其實還不是老子最核心的觀點，其最核心的是“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溪。

佛家講的是“見性”。“性”是什麽？是“心性”，也就是修養。佛家有七個字：“見性、救世、通萬有。”見到你的心性，叫“內觀內照”，就是你自己要想到有一盞探照燈，來照亮你，你自己首先要能看明白你是一個什麽樣的人，這是它的一種很客觀的修煉方法。佛家的修行基本上都有三步，叫做“戒、定、慧”。戒是有所不爲，不能說謊話、不能殺生、不能做壞事之類。

中國文化中的儒、釋、道三家（或稱"三教"），在相互的衝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場和特質的同時，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發展歷史，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融合精神。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到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文化一直延續著儒、釋、道三家共存並進的格局。

儒釋道-歷史
      

《史記》

在中國歷史上，西周以前學在官府，東周以後，學術逐步走向民間，春秋後期已出現頗有社會影響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學派，而至戰國中期，則出現了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學派紛呈，學說豐富多彩，爲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寬廣的基礎。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引述了其父司馬談對學術流派的見解，他是把先秦以來的學派總歸納爲六家，即：陰陽、儒、墨、法、名、道德。

自戰國中期以後，學術界就呈現一種紛紜複雜的情況。一方面是各學派內部的大分化，另一方面，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股各學派之間相互滲透、彼此融合的發展趨勢。中國文化就是在這諸子百家的學派分合之中不斷地發展和豐富起來的。

兩漢是儒、道二家廣泛吸收諸子百家，充分發展自己、豐富自己，並確立自己作爲中國文化代表學派地位的時期。

漢初統治者爲醫治秦末苛政和戰亂造成的社會民生極度凋敝的狀況，採用了簡政約法、無爲而治、與民休養的政策以恢復社會的生機。與此相應，在文化思想上則大力提倡道家黃老之學。

儒家之所以能成爲中國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也有著與道家的相同經歷。漢初儒家受荀子學說影響很大，如“六經”之學中的易、詩、禮、樂等學，都有荀學的傳承，而荀子禮法兼用的思想也普遍爲漢儒所接受。西漢大儒董仲舒建議武帝“諸不在六藝（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爲以後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所本。然而，從董仲舒本身的思想來說，也早已不是單純的原始儒學了。

儒釋道-發展
      

帝王文化和儒釋道都有自己的文化典籍,自己的文化代表人物

羅香林《唐代三教講論考》一文，通過對唐代三教講論的具體考察，指出三教歸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三教講論導致了學者以釋道義理解釋儒家經義，從而促進了儒家思想的轉變。顯然，宋人理學，唐人已開其先緒。至宋，宋儒周敦頤輩援佛入儒，革新儒學，形成理學。這已爲學術界公認的事實。及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爲風氣。

關於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外學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日本學者荒木見悟在《明代思想研究》、《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二書中，專以管志道、林兆恩、屠隆三人爲個案，考察明末儒、佛、道三教的調和思想。而島田虔次更是通過對晚明士大夫生活與意識的勾勒，以說明三教合一思想對士人生活的部分滲透。柳存仁著有《明儒與道教》、《王陽明與佛道二教》等文，比較系統地厘清了明儒與佛、道二教之關係。而李焯然對明代著名學者焦的三教觀所作的個案分析，無疑更有助於理解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學者爲中心，並由衆多名僧、方士參與其間，互相交遊，互爲影響，最終導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學的通俗化。本文與前人研究的不同之處，則在於將思想史或宗教史的課題，以社會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亦即通過綜合剖析明儒三教合一之論，或者來自佛、道人士的對此論的回應，以闡明這種觀念對晚明思想、文化的深遠影響，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間生活層面所烙下的種種印記。

經過長期的演變之後，儒、釋、道三家已經互相滲透、互相同化，某種程度上已經“三教一體”了。

儒釋道-合流
      

衡山三教殿中老子像居左，孔子像居右，釋迦牟尼像居中，充分體現了恒山三教合流的特點

明代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綜合的考察，即三教合一思想在明代的濫觴及其流衍，三教堂(或閣)的出現，以及士大夫與佛、道人士相交成風。?



三教合一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首開明代三教合一風氣之先。太祖曾經入寺爲僧的經歷，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陰翊王化的玄機，深知佛、道二教內部的弊端，並力行整頓。在此基礎上，明太祖進而提出了三教並用之說："若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神鬼，人無畏矣。王綱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朱元璋曾自製僧律二十六條，頒於皇覺寺。內一款雲："凡有明經儒士，及雲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聽從其便，諸僧得以詢問道理，曉解文辭。"明經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實就是鼓勵僧流參儒、道二氏法度，所透露的基本資訊則是三教合流。?



三教堂的出現及祠廟中僧俗界限的混淆
孔子、釋迦、老子並祀於一堂之類的三教堂，至遲在元代已見其例。一至明代，則蔚然成風。照例說來，孔子祀於學，佛氏祀於寺，老氏祀于觀，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卻流行將孔子、老氏、佛氏並祀於一堂。鑒於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樂三年(1405)，朝廷頒佈禁令，"禁祀孔子于釋老宮"。然三教合流畢竟已是大勢所趨，儘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是徒具虛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釋、道合爲一圖，或者塑像於寺觀。釋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現了穿戴爲道冠、儒履、釋袈裟之傅大士。



士大夫與佛僧、道士相交成風
士大夫從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傳統儒家教育，理應是儒學的維護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無論是閣部大臣，抑或州縣小吏，無論是在職，抑或鄉居，均是佛、道的倡導者，甚至成爲佛教寺院的"護法"。當時的風氣，就是士人以與釋、道二教人士相交爲雅。所以，對佛教的貢獻，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時之士大夫，皆誦法孔子者也。所望創僧廬，市僧田，以招致撥草瞻風諸龍像者，惟誦法孔子諸賢是頓，則儒之有庇釋也，不信然哉!"明人蔣德王景也說，晚明的士大夫，"無不禮《楞嚴》，諷《法華》，皈依淨土"。

儒釋道-關係
      

朱元璋

在儒學靠封建時代無與倫比的至尊權勢大行其道的同時，産自本土的道教和從印度傳入的佛教一直與儒學相依相伴，相互詰難而又相互補充，前後近兩千年。真正認真考察傳統社會中大多數成員在一生中大多數時間內的信仰取向就會發現，道家和佛家的學說所起的作用絕不亞於儒家學說，只是因爲統治者的力挺，儒學才得以佔領意識形態的中心，但若無道、佛兩家填補儒學留下的廣闊的精神空間，儒學必定獨木難支，接應不暇。  

佛和道的世俗化
儘管明太祖朱元璋倡導三教合一，但他又深知佛、道一旦深入民間，與世俗混淆，並成立帶有濃厚世俗色彩的民間宗教，就會對傳統統治構成威脅。自正統以後，僧徒冗濫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在這些僧徒中，很多沒有取得國家的合法度牒，多爲私自剃度，其間的成分也就相當複雜，有因戶內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盜事被發而更名換姓者，有系竈丁竈戶負鹽課而偷身苟免者。成分如此複雜，加上出家爲僧的目的又不一，以及商業發達以後所導致的城市生活繁華對僧徒的誘惑，難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貪念。與此同時，僧人以民間百姓爲門徒，壟斷民間修齋作福之類的佛事，並在歲時節序至民間打秋風，獲取齋糧，如此等等，無不都是佛教與世俗發生聯繫的反映。

與佛教的世俗化相應，明代的道教經過三教合流之後，同樣有趨於世俗化的傾向。這可以從明人李天木之論中，看出一些端倪。究明代火居道士、道士的動向，也已開始蠢蠢欲動，一有機會即參與反叛朝廷。如"苗賊作亂"時，火居道士李珍、武當山道士魏玄沖均參與其中，即爲一例。?



儒學的通俗化
儒學本無神秘的內容，本來就是世俗的東西。一至宋代理學，援佛入儒，將天理推至自然法則這一定理，好高騖遠，頓成玄虛，似乎已多少帶有一點神秘化的因數，而與世俗相去漸遠。王陽明心學的崛起，其最重要的意義，是將玄虛的"天理"回歸爲人本心內的"良知"，由此帶來了儒學的世俗化及通俗化。

世俗化，就佛、道而言，就是從遠離人情物理的虛寂、玄遠世界，回歸充滿人情意味的塵世；而從儒學的角度來看，就是從程朱理學那種極端化的"天理"，回復到頗有人情味的"良知"，從而與近代化的進程桴鼓相應。?

從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觀念的變遷來看，初期合流不過是藉此維繫禮教秩序下的傳統統治。而至中期以後，士大夫或逃釋，或趨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勢，無不說明理學已是窮途末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儒家異端分子從儒家陣營中游離出來，舉起三教合流的大旗，從而使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間，並在晚明各個文化層面烙下深淺不同的印記。?

儒釋道-生死觀
      

茶文化

儒釋道三家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代表，它們對於生與死的界定從根本上詮釋了它們對大千世界的的認識的不同。無論是儒家的畏天命，修身以俟；還是道家的不信天命，勇猛精進；以及釋家的根塵幻化，業不可逃，都爲我們對生命的認知與參悟提供了可貴的幫助。

東方源遠流長的"死生之學"令西方震驚。總體而言，在死亡的觀念上，西方大多抱有悲觀的態度，相形之下，東方關於生命的理念則明顯樂觀，它牢牢掌握因循自然的原則，對生與死有著大無畏的態度，甚至在中國，從來都不嘗有過地獄的概念，至多是鬼界，在那裏有閻王或惡鬼，但也有栩栩如生、嬌媚如常人的好鬼。道教索性另造仙界，生命不是向下，而是向上變形。釋家更爲博大精深，死亡之學更爲圓融，甚至成爲一種可操作的學問，在那裏，死亡也成爲一種藝術，成爲一種具體的經驗，是"活的藝術"或"生的藝術"的補充與圓成。



儒家生死觀
對痛苦的人生而言，死亡不啻爲一種解脫，但人性的貪癡還要爲靈魂找到一個歸宿。"靈魂"兩個字可以說是人類尊嚴與夢想的一種體現。它使人類有別於處於生物鏈上的可悲的動物，它使人類不再局限於四季與風花雪月的輪換中，而是去思索永恒，時空也不再是毫無意義的伸展與延續，它關涉到人的生命理念的日益成熟，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往哪里去？人類文明的歷史始終飽含如此這般的焦渴。人們尋尋覓覓，上下求索，肉身與靈魂，現世與來世，人們試圖超越和戰勝那個令人痛苦的死亡的界定，優遊於此岸，如同太陽每日照常升起，我們能夠不斷地逃脫、進入，而不是死亡那沒有時間的永恒死寂。



道家生死觀
相對于儒家的理性平實，道家及道教則將死死生生推衍得有聲有色。死亡不再是一場令人震驚、無法理喻的惡夢。莊子妻死，鼓盆而歌，一個新的、樂觀的死亡哲學就以這樣驚世駭俗的方式登場。不以生爲喜，不以死爲悲，人生不過是從無氣到有氣，從無形之氣到有形之氣，從無生之形到有生之形這樣一個生命的有序過程，而死亡則是這種演化的回歸。這比儒家的魂魄說更遼遠，更空靈，生死齊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命的辯證就在其中，自然之"道"超越一切，人永遠無法與造化之功抗衡，"生之來不能止，其去不能止"，生死皆爲人生問題的極限，最好還是看開一點，有情便是痛苦，"無情"方能"懸解"和自由。究其深處我們還是感到其樂觀的背後刮著對人生悲觀、無奈的風。



佛家生死觀
西元前六世紀，印度一位得道的王子宣稱："我將在此世間的黑暗之中，打擊永生之鼓"。從那以後，人生不再是雜亂無章的陰影，因果學說將是說明今生及以後一切生中的普遍性原則，"輪回"一詞美麗得令人暈眩，不死的靈魂可以遷往另一肉體不斷再生，而"業"就是決定再生的出現和性質的法則，更確切地說，並沒有可以轉生的靈魂，除業以外，一無所有。生命告終之時，其行爲的總和――業作爲一個整體産生效果，並且決定另外一群"蘊"――一個再生者的性質。即每一個生命的性質及境遇都是今生或前世預先所作行爲的結果，由此，在一切有機與無機世界中，沒有單純的、自我存在的、自我決定的永恒事物，一切都是合成的、相對的、暫時的，人的存在亦如是，雖有幼年、中年、老年這一相對穩定的流程，但死亡並不一定就是這個存在的終點，如果不能證得涅槃，諸蘊仍能集合，死亡不過像割除野草，而草根依然存在，仍會重新生長。

就這樣，儒釋道三家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完成了關於生與死的界定。無論是儒家的畏天命，修身以俟；還是道家的不信天命，勇猛精進；以及釋家的根塵幻化，業不可逃，都爲我們對生命的認知與參悟提供了可貴的幫助。即便是現代的生物學也還無法肯定死亡究竟是一切生物不可逃避的命運，還是僅僅是一生之中規律性的、然而卻可以避免的事件。但無論如何，此身難得，真法難聞，只要我們珍愛此生，上下求索，即便生與死的蔭影無處不在，人類也會有某種解脫。

儒釋道-影響
      

老子

儒道釋三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三教之間呈現出較爲複雜的關係，他們有時怒目相向，互爲仇敵；有時又噓寒問暖，親如一家。三教的這種複雜關係，自然是主要體現在歷代的文人身上。通過梳理三教關係，可以弄清歷代文人對待三教的態度，這對於進一步認識傳統文化和進一步理解古代文人，都是有益的。

小孩子之間的恩恩怨怨，瞬息萬變，其實成人也是如此。不僅成人如此，國家也是如此，昨日的仇國，一夜之間就可能成了與國。三教之間的關係大約也是如此，時恩時怨，怨時如仇敵，恩時似兄弟。三教合一的思想並不僅僅停留在思想界，而是滲入到了文學創作之中。明代的汪廷訥曾創作了一本雜劇《同升記》，描寫在一座三教堂中，塑有儒家潘淩雲、佛教了悟禪師、道教全一真人三師像。

儒釋道-代表人物
      



孔子
釋迦牟尼佛

孔子西元前551年9月28日（農曆八月廿七）～西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人，漢族。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逝世後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還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中國十大思想家之一，有“萬世師表”之稱。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約爲西元前1027年～西元前949年）本是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的太子，屬刹帝利種姓。父爲淨飯王，母爲摩耶夫人，佛爲太子時名叫“喬達摩·悉達多”，意爲“一切義成就者”(舊譯“義成”)。佛陀以本誓願，於娑婆世界，五濁惡世示現成佛(詳見八相成道)，開顯佛教，度化衆生。釋迦牟尼的意思是“能仁”、“能儒”、“能忍”、“能寂”等，因父爲釋迦族，成道後被尊稱爲釋迦牟尼，義即“釋迦族的聖人”。據佛經記載，佛陀在19歲時，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諸多苦惱，捨棄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歲在菩提樹下悟道，遂開啓佛教，弘法49年。年80歲左右在拘屍那迦城示現涅盤。



老子
老子（前600年 —前470年之後)，姓李名耳，字伯陽，又稱老聃，楚國苦縣(河南鹿邑人太清宮鎮)。漢族。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文化名人。老子生活在春秋時期，曾在周國都洛邑（今河南洛陽）任藏室史（相當於國家圖書館館長）。他博學多才，孔子周遊列國時曾到洛邑向老子問禮。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谷關（位於今河南靈寶）寫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經》（又名《老子》），最後不知所終。《道德經》含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老子哲學與古希臘哲學一起構成了人類哲學的兩個源頭，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學思想而被尊爲“中國哲學之父”。老子的思想被莊子所傳承，並與儒家和後來的佛家思想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內核。道教出現後，老子被尊爲“太上老君”；從《列仙傳》開始，老子就被尊爲神仙。從漢代起，歷代帝王就開始到河南鹿邑去祭拜老子。

儒釋道-代表作品
      

《老子》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 《金剛般若論》《金剛仙論》 《中論》 《瑜伽師地論》(瑜伽論修學專刊) 《瑜伽師地論釋》

《大學》《中庸》《論語》 《孟子》 《周易》 《詩經》 《尚書》 《春秋左傳》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資治通鑒》

《老子》 《莊子》

儒釋道-代表地點
      

武夷山文化

武夷山文化作爲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作爲福建第一名山的武夷山,這裏不僅積澱了豐厚的佛教文化底蘊,又是道教內丹派南宗與符篆派神霄宗的祖庭與發祥地,還是朱子理學的搖籃,孕育並擁有過像朱熹這樣一位曾經影響過中國思想文化數百年且遠及海外的重量級文化巨人。千年來,武夷山呈現出一種儒、釋、道三教長期並存,相安互融的文化格局,成爲獨特的複合型名山文化。

儒釋道文化

西方學者評出“東方三大聖人”，第一是老子，第二是孔子，第三是六祖慧能，正好代表了中國三教：以孔子爲代表的儒教，以老子爲代表的道教，以禪宗六祖慧能爲代表的中國佛教。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人生意向，都牢牢指向入世。入世這個概念，把中國人的價值目標、人倫關係，都奠定于現世的基礎上。中國文化有儒家、道家、佛家，三大文化體系。

作爲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它講究明知不可爲而爲之，以入世作爲實踐儒家理想的唯一手段，以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終極目標。

而道家主張隱世與避世，但這個隱世和避世的目的，卻是爲了更成功的入世。其根本精神是，無爲而無不爲。是以避世的方法入世。

佛家是主張出世的，但是佛家的出世，其實質並不是要走出這個世界，而是要擺脫塵世，以及自身情欲的困擾。其目的還是要達到人生的永恒。

總之，中國文化形成的是一個儒釋道三位一體的精神結構。這個精神結構的最大特點就是自給自足。它和中國傳統社會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是相適應的。所以，中國人往往得意的時候是個儒家，失意的時候是個道家，到了絕望的時候就是個佛家。但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都能找到一個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這正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所在。

儒釋道-定義
      

儒釋道文化代表

儒：就是孔教，儒家文化。
釋：就是佛教，釋家文化 。
道：就是道教，道家文化 。

中國古代封建主義社會的三種最流行的文化。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唐。三教講論，雖肇始于北周武帝時，然直至唐代始以儒、佛、道三教名流論難爲風尚，並漸由論難而趨於融彙調和。

儒教最主要的是一個字：“倫”，也就是倫常。封建社會由於人們所處社會地位和階級的不同，每個人都應各安其位。儒家認爲天下一盤棋，上天把你擺放在哪里，賦予你什麽權力、職責、義務，那麽你就遵守履行屬於你的責權義，你就要樂天知命，這其實就是最早的“螺絲釘理論”。

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煉的“命”―――是意義完整的作爲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機器，有這樣的“命”或人生，你這個人才算是活得有價值，你要修一個好的人生，快樂的人生，健康的人生，那才過得有價值。老子的《道德經》雖然只有五千言，但是他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哲學家。《道德經》的每一句話都是“蜂王漿”。老子可能三五個字就夠我們用一輩子。現在大家引用最多的“大智若愚”，其實還不是老子最核心的觀點，其最核心的是“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溪。

佛家講的是“見性”。“性”是什麽？是“心性”，也就是修養。佛家有七個字：“見性、救世、通萬有。”見到你的心性，叫“內觀內照”，就是你自己要想到有一盞探照燈，來照亮你，你自己首先要能看明白你是一個什麽樣的人，這是它的一種很客觀的修煉方法。佛家的修行基本上都有三步，叫做“戒、定、慧”。戒是有所不爲，不能說謊話、不能殺生、不能做壞事之類。

中國文化中的儒、釋、道三家（或稱"三教"），在相互的衝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場和特質的同時，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發展歷史，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融合精神。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到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文化一直延續著儒、釋、道三家共存並進的格局。

儒釋道-歷史
      

《史記》

在中國歷史上，西周以前學在官府，東周以後，學術逐步走向民間，春秋後期已出現頗有社會影響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學派，而至戰國中期，則出現了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學派紛呈，學說豐富多彩，爲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寬廣的基礎。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引述了其父司馬談對學術流派的見解，他是把先秦以來的學派總歸納爲六家，即：陰陽、儒、墨、法、名、道德。

自戰國中期以後，學術界就呈現一種紛紜複雜的情況。一方面是各學派內部的大分化，另一方面，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股各學派之間相互滲透、彼此融合的發展趨勢。中國文化就是在這諸子百家的學派分合之中不斷地發展和豐富起來的。

兩漢是儒、道二家廣泛吸收諸子百家，充分發展自己、豐富自己，並確立自己作爲中國文化代表學派地位的時期。

漢初統治者爲醫治秦末苛政和戰亂造成的社會民生極度凋敝的狀況，採用了簡政約法、無爲而治、與民休養的政策以恢復社會的生機。與此相應，在文化思想上則大力提倡道家黃老之學。

儒家之所以能成爲中國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也有著與道家的相同經歷。漢初儒家受荀子學說影響很大，如“六經”之學中的易、詩、禮、樂等學，都有荀學的傳承，而荀子禮法兼用的思想也普遍爲漢儒所接受。西漢大儒董仲舒建議武帝“諸不在六藝（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爲以後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所本。然而，從董仲舒本身的思想來說，也早已不是單純的原始儒學了。

儒釋道-發展
      

帝王文化和儒釋道都有自己的文化典籍,自己的文化代表人物

羅香林《唐代三教講論考》一文，通過對唐代三教講論的具體考察，指出三教歸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三教講論導致了學者以釋道義理解釋儒家經義，從而促進了儒家思想的轉變。顯然，宋人理學，唐人已開其先緒。至宋，宋儒周敦頤輩援佛入儒，革新儒學，形成理學。這已爲學術界公認的事實。及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爲風氣。

關於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外學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日本學者荒木見悟在《明代思想研究》、《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二書中，專以管志道、林兆恩、屠隆三人爲個案，考察明末儒、佛、道三教的調和思想。而島田虔次更是通過對晚明士大夫生活與意識的勾勒，以說明三教合一思想對士人生活的部分滲透。柳存仁著有《明儒與道教》、《王陽明與佛道二教》等文，比較系統地厘清了明儒與佛、道二教之關係。而李焯然對明代著名學者焦的三教觀所作的個案分析，無疑更有助於理解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學者爲中心，並由衆多名僧、方士參與其間，互相交遊，互爲影響，最終導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學的通俗化。本文與前人研究的不同之處，則在於將思想史或宗教史的課題，以社會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亦即通過綜合剖析明儒三教合一之論，或者來自佛、道人士的對此論的回應，以闡明這種觀念對晚明思想、文化的深遠影響，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間生活層面所烙下的種種印記。

經過長期的演變之後，儒、釋、道三家已經互相滲透、互相同化，某種程度上已經“三教一體”了。

儒釋道-合流
      

衡山三教殿中老子像居左，孔子像居右，釋迦牟尼像居中，充分體現了恒山三教合流的特點

明代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綜合的考察，即三教合一思想在明代的濫觴及其流衍，三教堂(或閣)的出現，以及士大夫與佛、道人士相交成風。?



三教合一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首開明代三教合一風氣之先。太祖曾經入寺爲僧的經歷，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陰翊王化的玄機，深知佛、道二教內部的弊端，並力行整頓。在此基礎上，明太祖進而提出了三教並用之說："若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神鬼，人無畏矣。王綱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朱元璋曾自製僧律二十六條，頒於皇覺寺。內一款雲："凡有明經儒士，及雲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聽從其便，諸僧得以詢問道理，曉解文辭。"明經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實就是鼓勵僧流參儒、道二氏法度，所透露的基本資訊則是三教合流。?



三教堂的出現及祠廟中僧俗界限的混淆
孔子、釋迦、老子並祀於一堂之類的三教堂，至遲在元代已見其例。一至明代，則蔚然成風。照例說來，孔子祀於學，佛氏祀於寺，老氏祀于觀，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卻流行將孔子、老氏、佛氏並祀於一堂。鑒於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樂三年(1405)，朝廷頒佈禁令，"禁祀孔子于釋老宮"。然三教合流畢竟已是大勢所趨，儘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是徒具虛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釋、道合爲一圖，或者塑像於寺觀。釋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現了穿戴爲道冠、儒履、釋袈裟之傅大士。



士大夫與佛僧、道士相交成風
士大夫從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傳統儒家教育，理應是儒學的維護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無論是閣部大臣，抑或州縣小吏，無論是在職，抑或鄉居，均是佛、道的倡導者，甚至成爲佛教寺院的"護法"。當時的風氣，就是士人以與釋、道二教人士相交爲雅。所以，對佛教的貢獻，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時之士大夫，皆誦法孔子者也。所望創僧廬，市僧田，以招致撥草瞻風諸龍像者，惟誦法孔子諸賢是頓，則儒之有庇釋也，不信然哉!"明人蔣德王景也說，晚明的士大夫，"無不禮《楞嚴》，諷《法華》，皈依淨土"。

儒釋道-關係
      

朱元璋

在儒學靠封建時代無與倫比的至尊權勢大行其道的同時，産自本土的道教和從印度傳入的佛教一直與儒學相依相伴，相互詰難而又相互補充，前後近兩千年。真正認真考察傳統社會中大多數成員在一生中大多數時間內的信仰取向就會發現，道家和佛家的學說所起的作用絕不亞於儒家學說，只是因爲統治者的力挺，儒學才得以佔領意識形態的中心，但若無道、佛兩家填補儒學留下的廣闊的精神空間，儒學必定獨木難支，接應不暇。  

佛和道的世俗化
儘管明太祖朱元璋倡導三教合一，但他又深知佛、道一旦深入民間，與世俗混淆，並成立帶有濃厚世俗色彩的民間宗教，就會對傳統統治構成威脅。自正統以後，僧徒冗濫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在這些僧徒中，很多沒有取得國家的合法度牒，多爲私自剃度，其間的成分也就相當複雜，有因戶內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盜事被發而更名換姓者，有系竈丁竈戶負鹽課而偷身苟免者。成分如此複雜，加上出家爲僧的目的又不一，以及商業發達以後所導致的城市生活繁華對僧徒的誘惑，難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貪念。與此同時，僧人以民間百姓爲門徒，壟斷民間修齋作福之類的佛事，並在歲時節序至民間打秋風，獲取齋糧，如此等等，無不都是佛教與世俗發生聯繫的反映。

與佛教的世俗化相應，明代的道教經過三教合流之後，同樣有趨於世俗化的傾向。這可以從明人李天木之論中，看出一些端倪。究明代火居道士、道士的動向，也已開始蠢蠢欲動，一有機會即參與反叛朝廷。如"苗賊作亂"時，火居道士李珍、武當山道士魏玄沖均參與其中，即爲一例。?



儒學的通俗化
儒學本無神秘的內容，本來就是世俗的東西。一至宋代理學，援佛入儒，將天理推至自然法則這一定理，好高騖遠，頓成玄虛，似乎已多少帶有一點神秘化的因數，而與世俗相去漸遠。王陽明心學的崛起，其最重要的意義，是將玄虛的"天理"回歸爲人本心內的"良知"，由此帶來了儒學的世俗化及通俗化。

世俗化，就佛、道而言，就是從遠離人情物理的虛寂、玄遠世界，回歸充滿人情意味的塵世；而從儒學的角度來看，就是從程朱理學那種極端化的"天理"，回復到頗有人情味的"良知"，從而與近代化的進程桴鼓相應。?

從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觀念的變遷來看，初期合流不過是藉此維繫禮教秩序下的傳統統治。而至中期以後，士大夫或逃釋，或趨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勢，無不說明理學已是窮途末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儒家異端分子從儒家陣營中游離出來，舉起三教合流的大旗，從而使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間，並在晚明各個文化層面烙下深淺不同的印記。?

儒釋道-生死觀
      

茶文化

儒釋道三家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代表，它們對於生與死的界定從根本上詮釋了它們對大千世界的的認識的不同。無論是儒家的畏天命，修身以俟；還是道家的不信天命，勇猛精進；以及釋家的根塵幻化，業不可逃，都爲我們對生命的認知與參悟提供了可貴的幫助。

東方源遠流長的"死生之學"令西方震驚。總體而言，在死亡的觀念上，西方大多抱有悲觀的態度，相形之下，東方關於生命的理念則明顯樂觀，它牢牢掌握因循自然的原則，對生與死有著大無畏的態度，甚至在中國，從來都不嘗有過地獄的概念，至多是鬼界，在那裏有閻王或惡鬼，但也有栩栩如生、嬌媚如常人的好鬼。道教索性另造仙界，生命不是向下，而是向上變形。釋家更爲博大精深，死亡之學更爲圓融，甚至成爲一種可操作的學問，在那裏，死亡也成爲一種藝術，成爲一種具體的經驗，是"活的藝術"或"生的藝術"的補充與圓成。



儒家生死觀
對痛苦的人生而言，死亡不啻爲一種解脫，但人性的貪癡還要爲靈魂找到一個歸宿。"靈魂"兩個字可以說是人類尊嚴與夢想的一種體現。它使人類有別於處於生物鏈上的可悲的動物，它使人類不再局限於四季與風花雪月的輪換中，而是去思索永恒，時空也不再是毫無意義的伸展與延續，它關涉到人的生命理念的日益成熟，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往哪里去？人類文明的歷史始終飽含如此這般的焦渴。人們尋尋覓覓，上下求索，肉身與靈魂，現世與來世，人們試圖超越和戰勝那個令人痛苦的死亡的界定，優遊於此岸，如同太陽每日照常升起，我們能夠不斷地逃脫、進入，而不是死亡那沒有時間的永恒死寂。



道家生死觀
相對于儒家的理性平實，道家及道教則將死死生生推衍得有聲有色。死亡不再是一場令人震驚、無法理喻的惡夢。莊子妻死，鼓盆而歌，一個新的、樂觀的死亡哲學就以這樣驚世駭俗的方式登場。不以生爲喜，不以死爲悲，人生不過是從無氣到有氣，從無形之氣到有形之氣，從無生之形到有生之形這樣一個生命的有序過程，而死亡則是這種演化的回歸。這比儒家的魂魄說更遼遠，更空靈，生死齊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命的辯證就在其中，自然之"道"超越一切，人永遠無法與造化之功抗衡，"生之來不能止，其去不能止"，生死皆爲人生問題的極限，最好還是看開一點，有情便是痛苦，"無情"方能"懸解"和自由。究其深處我們還是感到其樂觀的背後刮著對人生悲觀、無奈的風。



佛家生死觀
西元前六世紀，印度一位得道的王子宣稱："我將在此世間的黑暗之中，打擊永生之鼓"。從那以後，人生不再是雜亂無章的陰影，因果學說將是說明今生及以後一切生中的普遍性原則，"輪回"一詞美麗得令人暈眩，不死的靈魂可以遷往另一肉體不斷再生，而"業"就是決定再生的出現和性質的法則，更確切地說，並沒有可以轉生的靈魂，除業以外，一無所有。生命告終之時，其行爲的總和――業作爲一個整體産生效果，並且決定另外一群"蘊"――一個再生者的性質。即每一個生命的性質及境遇都是今生或前世預先所作行爲的結果，由此，在一切有機與無機世界中，沒有單純的、自我存在的、自我決定的永恒事物，一切都是合成的、相對的、暫時的，人的存在亦如是，雖有幼年、中年、老年這一相對穩定的流程，但死亡並不一定就是這個存在的終點，如果不能證得涅槃，諸蘊仍能集合，死亡不過像割除野草，而草根依然存在，仍會重新生長。

就這樣，儒釋道三家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完成了關於生與死的界定。無論是儒家的畏天命，修身以俟；還是道家的不信天命，勇猛精進；以及釋家的根塵幻化，業不可逃，都爲我們對生命的認知與參悟提供了可貴的幫助。即便是現代的生物學也還無法肯定死亡究竟是一切生物不可逃避的命運，還是僅僅是一生之中規律性的、然而卻可以避免的事件。但無論如何，此身難得，真法難聞，只要我們珍愛此生，上下求索，即便生與死的蔭影無處不在，人類也會有某種解脫。

儒釋道-影響
      

老子

儒道釋三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三教之間呈現出較爲複雜的關係，他們有時怒目相向，互爲仇敵；有時又噓寒問暖，親如一家。三教的這種複雜關係，自然是主要體現在歷代的文人身上。通過梳理三教關係，可以弄清歷代文人對待三教的態度，這對於進一步認識傳統文化和進一步理解古代文人，都是有益的。

小孩子之間的恩恩怨怨，瞬息萬變，其實成人也是如此。不僅成人如此，國家也是如此，昨日的仇國，一夜之間就可能成了與國。三教之間的關係大約也是如此，時恩時怨，怨時如仇敵，恩時似兄弟。三教合一的思想並不僅僅停留在思想界，而是滲入到了文學創作之中。明代的汪廷訥曾創作了一本雜劇《同升記》，描寫在一座三教堂中，塑有儒家潘淩雲、佛教了悟禪師、道教全一真人三師像。

儒釋道-代表人物
      



孔子
釋迦牟尼佛

孔子西元前551年9月28日（農曆八月廿七）～西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人，漢族。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逝世後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還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中國十大思想家之一，有“萬世師表”之稱。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約爲西元前1027年～西元前949年）本是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的太子，屬刹帝利種姓。父爲淨飯王，母爲摩耶夫人，佛爲太子時名叫“喬達摩·悉達多”，意爲“一切義成就者”(舊譯“義成”)。佛陀以本誓願，於娑婆世界，五濁惡世示現成佛(詳見八相成道)，開顯佛教，度化衆生。釋迦牟尼的意思是“能仁”、“能儒”、“能忍”、“能寂”等，因父爲釋迦族，成道後被尊稱爲釋迦牟尼，義即“釋迦族的聖人”。據佛經記載，佛陀在19歲時，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諸多苦惱，捨棄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歲在菩提樹下悟道，遂開啓佛教，弘法49年。年80歲左右在拘屍那迦城示現涅盤。



老子
老子（前600年 —前470年之後)，姓李名耳，字伯陽，又稱老聃，楚國苦縣(河南鹿邑人太清宮鎮)。漢族。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文化名人。老子生活在春秋時期，曾在周國都洛邑（今河南洛陽）任藏室史（相當於國家圖書館館長）。他博學多才，孔子周遊列國時曾到洛邑向老子問禮。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谷關（位於今河南靈寶）寫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經》（又名《老子》），最後不知所終。《道德經》含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老子哲學與古希臘哲學一起構成了人類哲學的兩個源頭，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學思想而被尊爲“中國哲學之父”。老子的思想被莊子所傳承，並與儒家和後來的佛家思想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內核。道教出現後，老子被尊爲“太上老君”；從《列仙傳》開始，老子就被尊爲神仙。從漢代起，歷代帝王就開始到河南鹿邑去祭拜老子。

儒釋道-代表作品
      

《老子》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 《金剛般若論》《金剛仙論》 《中論》 《瑜伽師地論》(瑜伽論修學專刊) 《瑜伽師地論釋》

《大學》《中庸》《論語》 《孟子》 《周易》 《詩經》 《尚書》 《春秋左傳》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資治通鑒》

《老子》 《莊子》

儒釋道-代表地點
      

武夷山文化

武夷山文化作爲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作爲福建第一名山的武夷山,這裏不僅積澱了豐厚的佛教文化底蘊,又是道教內丹派南宗與符篆派神霄宗的祖庭與發祥地,還是朱子理學的搖籃,孕育並擁有過像朱熹這樣一位曾經影響過中國思想文化數百年且遠及海外的重量級文化巨人。千年來,武夷山呈現出一種儒、釋、道三教長期並存,相安互融的文化格局,成爲獨特的複合型名山文化。